2015年4月27日，石某驾驶电瓶车与宋某驾驶小型轿车同向行驶至一个十字路口时，宋某驾车右转弯。两车即将相撞时，石某急刹车，导致其连人带车跌倒。石某打电话报案后，交警来到事故现场进行勘察，未发现两车有碰撞的痕迹。交警部门以“双方车辆无碰撞痕迹，无直接证据证实事故发生成因”为由对事故责任未认定。石某受伤后，被送到医院住院治疗，共支付医疗费6875.9元。宋某的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2015 年5月，石某向法院起诉宋某及保险公司，要求赔偿损失。
　　庭审中，宋某辩称其所驾车辆与石某没有接触，未发生直接碰撞，石某倒地受伤，与其驾驶轿车行为没有任何关联，自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石某则认为，虽然宋某驾驶轿车与电瓶车未发生直接碰撞，但宋某在未保持充足的安全距离情况下右转弯，导致石某采取紧急刹车致受伤，故宋某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石某与被告宋某均未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未能确保安全通行，双方的共同违法行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应由被告宋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石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原告主张电瓶车修理费125元，但不能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故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后期治疗费6000元，因该费用尚未产生，数额不确定，故不予支持。原告可于后续治疗费产生后再行起诉。因宋某的轿车购买了保险，原告的经济损失共计11399.9元，未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故应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赔偿原告。故法院判决：由被告保险公司赔偿给原告石某经济损失11399.9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需要提醒的是：首先，“接触”不是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只要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该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并起到了作用，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在道路交通运行中，机动车对周围的非机动车、行人已经形成高度的危险状态，驾驶机动车的一方安全注意义务应当大于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在此事故中，原、被告双方的车辆虽然未直接接触，没有违章行为，但并不代表没有过失。原、被告驾驶的都是具有机动性能的交通工具，在驾驶中，均应当谨慎小心，善尽注意义务。
　　再次，公安部出台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6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然而本案中，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并没有认定。这种情况下，可以充分运用“优者危险负担”理论来解决事故的责任分担问题。“优者危险负担”是指在受害人有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双方对道路交通注意义务的轻重，按机动车危险性的大小以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分配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就本案来说，两车虽未发生碰撞剐蹭，但宋某在右转弯的情况下，应注意旁边车道的通行情况，为他人预留足够的安全时间和安全空间，以确保安全驾驶。宋某未能证明自己已履行了充分的注意义务，并尽可能地减少和避免自己所驾驶车辆对周围的危险，说明其主观上有一定的过错，故被告宋某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而宋某的小型轿车靠近前，石某应当提前主动避让，其对前方的动态注意不足，避险措施不力，最终导致石某骑的电瓶车发生侧翻和受伤的后果，故石某应当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因此，宋某、石某的行为均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作用。